1995年5月8日 邓丽君逝世

1995年5月8日因气喘病发猝逝泰国清迈，享年四十二岁，五月二十八日在国人及全球华人目送之下长眠金宝山“筠园”。

人物简介

邓丽君(1953年1月29日-1995年5月8日)，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，原籍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万堤区大街乡(原属北门口乡，北门口乡1996年并入大街乡)邓台村，是出生于台湾的外省第二代。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原属河北军团少尉，母亲是山东泰安市东平县人。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台湾，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，上有三个兄长。 至于“邓丽君”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则是由于父亲邓枢听从袍泽建议，以“美丽的竹子”之意，为这个小女儿取名为“邓丽筠”，但因为后来大多数人都将“筠”(音芸)字误念成“君”，所以顺口就以“邓丽君”为艺名，她的英文名字则是“Teresa Teng(特丽莎·邓)”。

邓丽君是在全球华人社会，亚洲影响力巨大的歌星，并赢得了“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有邓丽君的歌声”的美誉，她更是首位登上美国纽约林肯中心、洛杉矶音乐中心的华人女歌手，曾经在美加等国家巡演。1986年获选美国《时代杂志》世界七大女歌星，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之一，是唯一一个同时获两项殊荣的亚洲歌手。1984-1986连续三年蝉联日本有线大赏以及全日本有线放送大赏，创下双奖三连冠记录无人打破，她曾于1985、1986、1991三次参加日本红白歌会。

2008年，邓丽君小姐的金曲《但愿人长久》伴随“神舟七号”飞上太空。在逝世14年后的2009年，以850多万票的高票力压群芳，胜过老舍，金庸，王菲，周杰伦等人，获得中国建国60周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榜首。

谜团：邓丽君到底是不是台湾"间谍"?

邓丽君，一个让人深深喜爱的名字。在任何时候大家都愿意充当她的报幕人：《小村之恋》、《在水一方》、《山茶花》、《独上西楼》、《再见，我的爱人》、《你在我梦里》……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，海峡两岸和澳门香港通俗歌星、歌后层出不穷，但是，能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已经不多了，可邓丽君依然光芒四射。正如台湾电视公司著 名主持人田文仲先生所言：邓丽君的歌老少咸宜，从懂话的两岁娃娃到两百岁的老人都爱听!神奇的邓丽君，她浓缩了历史，一个人完成了正常情况下好几代人才能做完的历史问卷。尽管多年来总有那么一些人用所谓“ 靡靡之音”贬损她，可是贬来贬去更加反衬出邓丽君的无法超越。

邓丽君的歌具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，如高山飞瀑、潺潺溪流。倘若苏东坡和后唐主李煜还健在的话，也必将惊异于邓丽君对《但愿人长久》、《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时了》、《独上西楼》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：十年后，甚至一百年后，邓丽君的歌依然会被我们的后辈传唱不衰。可是，因为国民党退役的情报少将谷正文1990年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邓丽君在1968年申请出境过程中，被国民党当局要求担任“台湾国家安全局”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”。祖国大陆断然拒绝了邀请邓丽君到大陆访问的请求。对这事，1992年- 1998年担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刘忠德，至今仍然抱憾不已。因为后来很快发现台湾当局说邓丽君是国民党特务，纯粹是造谣诬蔑，意在阻止邓丽君“大陆之行”。

原中国文化部部长刘忠德说，1992年他刚接任文化部长时，即想让邓丽君到大陆开演唱会，本身就是邓丽君歌迷的刘忠德最近在接受《南方周末》专访时透露：“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，我们也准备让她来， 刚决定没几天，报上登則消息，说她是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，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。调查清楚了，而邓丽君却在1995年5月8日，猝死于於泰国。”对于无法邀請邓丽君到大陆开演唱会，刘宗德感慨地指出：这是我当文化部长时的最大遗憾，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。

基于同样的原因，邓丽君的原唱歌曲当时还被文化部斥为“靡靡之音”、“黃色歌曲”。但在调查清楚邓丽君不是国民党特务后，文化部又不讳言地指出：虽然邓丽君的有些歌曲有不健康之处，但总的来说是好的，而且她的很多歌曲有思想、有情怀，很有思想内涵。邓丽君的歌曲从此在祖国大陆全面解禁。

对于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一直向往着到祖国大陆看看，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未能如愿，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深感遗憾。让我们回到1986年。这年春天，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记者彭燕燕，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，遇到了邓丽君。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，临别时表示，她很想与新华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，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。在与邓丽君交往时，香港分社发现她从不讳言对祖国大陆的向往。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《中国旅游》，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《锦绣中华》。

她说：“祖国太大了，名川大川太多了，单看看那些照片，就令人陶醉。”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，邀请她到内地演出，便成为香港分社的努力目标。不料，她对到内地演出，显得非常兴奋。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“演出计划”。她明确表示，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，唱几支歌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。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：第一站北京，第二站上海，第三站西安，第四站广州。彭燕燕说：“这样，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。”邓丽君听了很高兴，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。

所谓准备工作，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。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。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，要有华丽的舞台、灿烂的灯光、高水平的伴奏、高质量的音响。而这些，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。邓丽君表示 ，这一切由她来筹划。但据观察，她在香港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，很少在媒体上露面，也没有自己的公司，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。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，事先也无法保密，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。所以她 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。最后，这个“演出计划”也就拖了下来，未能实现。

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。香港分社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?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?香港分社建议她用个假名，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，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。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，又和彭燕燕 商量“旅游计划”了。她提出，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，因为她想看雪。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，登上长城，一览塞外风光。然而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，最终也未能实现。

后来她告诉我们，“另纸签证”的办法并不保险，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，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审查。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，新华分社由 副社长乔宗淮出面，正式宴请她一次。隔了几天，邓丽君约我们吃饭，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。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，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。她说：“住在台湾很烦，住在香港也烦，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， 烦的时候就去住住。你们能不能帮我?”接着她又说：“在中国的城市中，我最喜欢苏州，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。”香港分社工作人员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，便姑漫应之。

不料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忽然打电话问我，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?这倒使香港分社为难了，就顺便派人去了一趟苏州。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 局长介绍了一处地方，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，院子很大，但楼房非常陈旧，已近危房。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，买主开价要六万元。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画了个草图，带回香港。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 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，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?1988年春，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，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。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?邓丽君一口答应。

翌日，到了裕华，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。邓丽君显得很开心，吃了不少。离开时，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、一份糕点 ，其中的一份送给邓丽君，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。在走向电梯时，她忽然回过头，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。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，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。当天晚上，邓丽君说她想请苏州 客人吃饭，请彭燕燕代为安排。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，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。她对客人非常热情，并宣 布说：“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，将来我要住在那里，每天喝龙井茶，吃你们的糕点，该有多好!”内地 的改革开放，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：驻足长城，憩息水乡，仰望故乡明月，倾听西部天籁，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，再现风采，再铸辉煌。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，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。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，她始终无法冲破。

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。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，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。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，传播很快，特别是像《阿里山》一类的歌，不少人都会哼唱，文化部发现后，即下令禁止传 播。说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“劳军”活动，是反共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这条禁令仍未废止。到了1984 年，情况起了变化。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，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。于是，邓丽君的歌 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。

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，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，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，文化 上更加宽容的象征。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。一种传说是：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，问为什么要禁 邓丽君的歌曲?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：“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。”

另一传说是：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立 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：“香港有个邓莲如，台湾有个邓丽君，我们都是本家。”这些传说无从证实，但肯定有 附会的成分。小平接见邓莲如等人的谈话记录我是看到的，其中并未提到邓丽君。那时正是海外华人所称的“ 小平中兴”时代，小平同志在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，在人们看来，只有具有豁达气度与博大胸怀的邓小平，才能为邓丽君“正名”，才能使邓丽君的歌曲解禁。1995年5月28日，邓丽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。

历史点评：撇开“间谍”谣言不谈，回顾邓丽君的一生，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无庸置疑的是承前启后、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。邓丽君作为一个艺人，能如此走红，有这么大成就，实在已是生荣死哀，值得大家爱戴与尊敬，流芳百世，永垂不朽了!